【开栏的话】

　　人类文明总是与河流息息相关。有着1700多年历史的同安，是厦门历史文化的根源地。在这座千年古城，厦门最大的河流西溪穿城而过，并与东溪汇合，向东南奔腾入海。

　　1924年，在美丽的双溪河畔，一所学校悄然启航。它就是福建省同安第一中学的前身——同安公立（县立）初级中学。

　　“碧海滚滚，双溪泱泱。”近一个世纪来，这一叶扁舟在时代的洪流中奋楫前行，如今已成为劈波斩浪的巍巍巨轮。数以万计的优秀学子从这里走向大江南北、五洲四海，在各条战线上闪闪发光。

　　明年10月，同安一中将迎来建校100周年。为梳理学校历史，总结办学经验，凝练办学精神，今日起，本报开辟“同音共律 一校倾城”同安一中喜迎建校百年校友口述史专栏。专栏将邀请100名同安一中校友讲述自己与母校的故事，在回溯百年历史中探寻优质办学基因，同时也为下一个百年积蓄智慧和力量。

■陈彩珍近照。  陈嘉新 摄

■2019年同安一中95周年校庆，陈彩珍的儿子郭勇军（右）向母校捐赠200万元。

■1973年，陈彩珍（前排左二）任教的同安一中高二（4）班团支部获评先进单位。

■陈彩珍（左二）与学生李琳（右二）合影。

　　口述人:陈彩珍

　　记录、整理:厦门晚报记者 郭文娟

　　图片:受访者提供（除署名外）

　　【原 声】

　　我是同安一中学生，也是同安一中老师。我当学生时，是“受爱者”。没有同安一中老师们的关爱、呵护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我当老师后，也传承这种爱，努力像我的老师们一样——既当老师又当家长，不光传授知识也传递爱，用爱去感动、哺育学生。爱把我们紧紧联结在一起，这是同安一中传承百年的文化血脉。如果有来生，我还愿意把毕生精力奉献给教育事业。

　　【人物简介】

　　陈彩珍，同安一中校友、退休教师，1951年至1959年在同安一中读初中、高中，其间休学两年；1959年，从同安一中考上福建师范大学数学系；1972年调回同安一中任教；1992年退休后又返聘一年。

　　【百年校庆祝福语】

　　希望同安一中越办越好，成为广大学子成长的幸福摇篮！

　　——陈彩珍

　　母校情缘

　　毕业后回学校当老师 儿子女儿外孙都毕业于同安一中

　　我在同安一中读完了初中、高中，后来又回到母校当了21年老师。我们一家人都对同安一中有着极深的感情。

　　我今年88岁，差不多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同安一中度过。我在同安一中读完了初中、高中，后来又回到母校当了21年老师。我们一家人都对同安一中有着极深的感情。我的儿子、3个女儿、外孙都是从同安一中毕业的。2019年同安一中95周年校庆，儿子郭勇军感念同安一中的培养，还向母校捐赠了200万元。

　　同安一中是农村学子的摇篮。在我的学生时代，灌口、东孚、后溪、角尾（即现在的角美）一带很多农村学子都在同安一中就读，并由此走出乡村，改变命运。

　　1936年2月，我出生在杏林一个穷苦人家，家中有一个哥哥、三个姐姐。1938年5月8日，哥哥为了躲避国民党抓壮丁，逃到了鼓浪屿。两天后，厦门就沦陷了。回不了家的哥哥，只好从鼓浪屿坐船到新加坡谋生。抗日战争一胜利，哥哥马上写信回家。当他从回信中得知父亲已去世，就赶紧打道回府。哥哥回来时，两个姐姐已经出嫁，不久后三姐也出嫁了。妈妈和嫂子都缠小脚干不了农活，他就雇了一名长工来帮忙。土改时，哥哥也因此被划分为“富农”，虽然后来平反了，但我坎坷的求学路也就此埋下了伏笔。

　　来之不易

　　被录取后没钱交学费 几位老师轮流来家里动员

　　我在同安一中读书时，叶明哲老师还给我送过作业本，有时也塞一两块钱给我。我后来才知道，他的家庭条件并不宽裕，一个人要养一大家子。

　　1951年到1954年，我在同安一中（当时叫“同安中学”）读初中。家里人本来不让我读初中，我的小学老师林水藤知道同安一中在招生，帮我交了报名费。我偷偷跑去参加考试，被录取后，同安一中好几位老师轮流到家里动员，说服家里人同意我继续读书。

　　当时同安一中初中一学期学费2元，但我没钱交。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去学校，老师说:“学杂费可以让你欠，你交书钱就好。”但我连书钱也交不起，怎么办？我每天站在学校门口，看到戴校徽的同学就迎上去，找高年级的学长学姐借来了一本本课本。到了初二，我借不到物理课本，物理老师叶明哲把学校发给他的新教科书借给我。我问叶老师:“老师，您怎么办？”叶老师说:“没关系，我用旧的就好。”我在同安一中读书时，叶老师还给我送过作业本，有时也塞一两块钱给我。我后来才知道，他的家庭条件并不宽裕，一个人要养一大家子。

　　我家到同安一中30公里，走一趟要6.5个小时。路途远，我每个月回家一次，返校时要挑担子，带上大米、萝卜干、咸菜、豆豉等食物。当时，学校盖了一个简易厨房，放了十几个炉灶、铁锅，方便农村学生加热饭菜。校内有个修课桌椅的木工厂，同学们把木屑当柴火。每次我们去拿木屑时，木工都会叮嘱，不要拿太多，小心失火。

　　尽管办学条件简陋，但那时的同安一中云集了一批非常优秀的老师。有位地理老师原本是福州一家报社的编辑，因为地主身份被下放到同安一中教书。他可以背对着黑板画出整张中国地图，虽然讲话一口莆田腔，但上课非常生动，我们从来不会打瞌睡。

　　教语文的杨锡彰老师毕业于黄埔军校，非常有才，课上得非常好，我至今记得他朗诵时声情并茂的样子。每次上课前，全班同学问候“老师好”，杨老师永远都是先九十度鞠躬再回答“同学们好”。

　　我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，因为在校表现好，初二就入团了。不过，由于家庭成分不好，初中毕业时我不能考中专。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:要么继续读高中，要么回家种田。

　　关怀备至

　　“停膳风波”惊动多位老师 休学期间校长两封信把我“拉”回课堂

　　杨校长跟我说:“无论如何一定要回学校复学，能不能考上大学是你的本事，但我一定会让你读到毕业。在我手上，绝不能有任何一个学生失学。”

　　可是，读高中谈何容易啊！一筹莫展之际，当时的杨雀林校长找到了我:“你考同安一中，我收你。”知道我没有钱念高中，杨校长允诺，可以给我免学费。可我还是忧心高中三年不好度过。杨校长安慰我:“来了再说，你先考再说。”

　　拿到高中录取通知书，家里不让我读，我哭了。村里开了一张家庭困难申请助学金的证明，乡里已经盖章了，但区公所领导看完斥责我:“富农申请什么助学金，拿回去烧了！”我一听眼泪就掉下来，二话不说带着这张证明到学校，在杨校长面前又哭了一通。杨校长把证明收起来，说:“不要哭，你去报名，来上课，学校尽力帮你解决。”

　　杨校长非常爱护农村学生，不光是我一个人。他的心向着贫苦孩子、贫苦老师，绝不另眼看待任何一个人。我们吃饭时，一桌八个人，一大锅稀饭，大家基本上都是配家里带来的咸菜、萝卜干。杨校长经常来看看我们，关心大家吃什么菜。

　　高中第一个学期，我就过得很艰难。一个月3.5元的伙食费，我都交不起。有一天，我正在吃饭，学校管伙食的老师找到我，说:“你已经三个月没交伙食费了，欠的钱全校最多。如果没交，从下星期开始就不要来吃饭了。”其实他只是吓唬我，并没有真的给我停伙食。但那时我不知道，到了周一，我就不敢去吃饭，买了一条生腌的黄水萝卜配开水，准备就这样度日。跟我同床铺的同学是班长王菊花，她看我没去吃饭，帮我把稀饭打到宿舍:“没有给你停膳啊，你干吗不去吃？”一看她来，我就哭了。上课时，数学老师王陵生看到我眼睛红红的，下课拉着我的手到教室外问我:“最近怎么样？家里有给你生活费吗？”王老师不问还好，一问我就没法上课了，又回宿舍哭去了。他又转头找王菊花问是怎么回事，并告诉了教导主任。教导主任陈清海马上找到那个管伙食的老师，批评他:“吓唬都不可以！没有我的证明，你怎么可以给学生停膳？”当时学生停膳要向班主任申请，再经教导处同意。学生一餐没去吃，老师马上就知道，处处可见学校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心。

　　陈清海主任又跟班主任黄则和沟通我的情况，教导处工作人员叶怡芳听说了我的事，帮我交了伙食费。她到宿舍来找我，拿给我一张收据，说:“你不要哭，伙食费我已经帮你交了。你中午要去吃饭，接下去我们再来想办法。”

　　班主任又召集班干部，号召同学们为我捐款。全班同学给我捐了12.75元，我又坚持了一个学期。高一结束时，我向学校提出休学申请，我不想让老师同学们再这样替我操心了。

　　休学后，我在村里当了一段时间财粮助理，计算各家各户缴纳公粮的数据。我还到乡里当义务兵役宣传委员，后来又到坂头水库、汀溪水库当施工员、卫生员。第一年休学期满，杨校长给我写了一封信，让我回去复学。我回学校办了延期一年的手续。第二年暑假，杨校长又给我写了一封信，叫我收到信马上回学校找他。我找到杨校长，他跟我说:“无论如何一定要回学校复学，能不能考上大学是你的本事，但我一定会让你读到毕业。在我手上，绝不能有任何一个学生失学。”

　　传承衣钵

　　努力像我的老师们学习 竭尽所能用爱去帮助学生

　　如果没有校长、老师们这样关心我的学业、我的成长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他们在我心中种下了要为教育事业服务一生的种子，我暗暗发誓，我也要像他们一样，当一个爱学生的好老师。

　　同安一中非常爱才，只要这个学生行，不管什么家庭成分，所有老师都会竭尽所能，帮学生一把。如果没有校长、老师们这样关心我的学业、我的成长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他们在我心中种下了要为教育事业服务一生的种子，我暗暗发誓，我也要像他们一样，当一个爱学生的好老师。因此，填报大学志愿时，我首选福建师范大学。当然，这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——福师大学费全包，包吃包住，不用交半分钱。

　　1963年，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同安三中工作。1972年，我被调回同安一中任教。

　　时任副校长兼教导主任吴重福跟我教同一个年段，经常去听我的课。那时，他只要没上课，就会在校园里到处巡视。有一次，有个学生迟到了，老师罚他到教室外面站着。这一幕被吴校长看到了，他牵着学生的手，走到教室门口示意他进去听课。下课后，吴校长问老师:“外面有太阳你知道吗？”老师说:“只是晒一会，没关系吧？”吴校长语重心长地说:“我们既是老师又是家长，我们要教学生课本知识，也要爱护学生的身体。怎么可以让学生站在太阳底下？”

　　吴校长这句话，我一直记在心里，并努力像我的老师们学习。我当班主任时，班上有个学生林清育体育很好，同安一中校运会100米跑纪录至今还是由他保持。当时，林清育要到青岛参加全国中学生运动会，家境贫困的他出不起路费。我帮他向学校申请了路费补助，以及每月甲等助学金。赛前，他每天早上都到沙滩上跑步，第一节课常常迟到。我特意开班会，告诉同学们，他是在备战比赛，每天起早训练，并不是偷懒迟到。

　　1980年，我的儿子要上初中了，我向学校申请去教初一。班上有个学生李文东，家住莲花镇云埔村。李文东每周返校时都是从家里骑一小时自行车到镇上，再坐供销社的拖拉机进城。有一天，李文东感冒想找我请假回家。我心想，村里的医疗条件肯定比不上县城，建议让校医带他去医院看，没钱我可以先帮他付。文东这时才说，学校三餐都是蒸饭，他身体不舒服，想回家吃稀饭。这还不简单！我跟他说:“你到我家来，我给你煮。”那时，我们全家都住在校内的教工宿舍，一般早晚吃稀饭，中午到食堂买蒸饭。午餐时，我就把每天2毛钱的菜票拿去买了一小撮瘦肉，打个蛋，再去宿舍门口割一条丝瓜，给文东煮了一碗米粉汤。我儿子站在一旁看，很是羡慕:“文东啊，这样子我也可以感冒了。”到了周末，文东说要回家，爸爸会到供销社载他回家，我才放心让他回去。我给他煮了几天饭，他和父母就感激得不得了。

　　我还教过一个叫马学军的孩子，他上课睡觉，早上也经常迟到。我从其他学生口中得知，原来学军的妈妈去世了，他的爸爸工作又很忙，他经常没吃早饭就来上学，午饭要么去爸爸单位吃要么就吃泡面。我去家访后，给他爸爸出了个主意:“你让孩子起床洗漱后就到学校，三餐都可以在学校食堂吃。”很快，学军的三餐就有着落了，他跟着班上同学一起吃饭、活动，精神面貌也变得不一样了。

　　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学校没有围墙，操场边就是农田。一次校运会上，学生曾范丽出于安全考虑不让挑大粪的农民从铅球投掷区经过，跟农民起了冲突。农民扬言:“小子，你只要从村口经过，我非收拾你不可！”我安排了三个学生跟曾范丽同行，又辗转找到那个农民的叔叔，请他帮忙做工作，因为听村民说，这个农民只听他叔叔的话。还有一次，学生江根裕在操场跑步时，被农民误以为来偷甘蔗，对方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了他两巴掌。我找到大队书记，告诉他，未成年人是国家保护的对象，一定要调查清楚打人的农民是谁，加以批评教育，并让他到学校道歉。后来，这两件事都得到了妥善解决，学生安全得到保障，学校尊严也得以维护。

　　同事们说我是“铁人”，当班主任又兼备课组组长，整天埋在教育教学里，全身心扑在工作上。我有四个孩子，但说实话，我关心学生胜过他们。我家就在学校里，一到夏天，我就烧好一大桶凉茶放在家门口，备好碗、汤勺，方便上体育课的学生自取。每天上完课，我就去班级巡视。下午第三节没课，我也都在班级里，把学生叫过来，跟学生谈心。很多学生至今仍跟我保持联系，遇上婚姻大事、工作问题等，也会找我当参谋。让人欣慰的是，很多学生都成了各行各业的翘楚。他们中，有教育局局长、公安局副局长、气象台台长、企业家、大学教授等。有个1978届的毕业生李琳，后来成了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、东莞理工学院院长。2022年农历正月初三，他回到同安一中，想在退休前把自己获得的荣誉证书捐给母校。他向学校提出，想见见我，因为我是他的班主任。学校专门派车来接我，去参加他的汇报会。

　　我们当老师的，最开心的就是看到学生的成长。我的老师们教育了我，我也用这样的爱去帮助学生。我爱学生，学生爱我，我们互相关爱。爱把我们紧紧联结在一起，这是同安一中传承百年的文化血脉。